二十年来，文体学成为古典文学研究界非常之热的一个方面，这当然有丰富的时代文化因素，很大程度上，是对中国固有的文学传统再体认的结果。不过，对于中古文学而言，注重文体的形成和衍生有特殊的重要意义。在那个时代，各色文体的发展日繁，真切体现了文学的兴盛，这一事实映现在当时的文学理论之中：从汉代开始，到曹丕《典论·论文》（“奏议宜雅，书论宜理，铭诔尚实，诗赋欲丽”）、陆机《文赋》（“诗缘情而绮靡，赋体物而浏亮”）、挚虞《文章流别论》，都注重从文体的角度观察文学的特质和演变，《文心雕龙》作为王运熙先生所谓的文章写作指南，其文体论部分当初既是该书的重要部分，也是近现代之际学者关注的焦点（以《文心雕龙》论文体诸篇与《文选》所录各体文章对读，是此前中古文学研究者的重要研究路径，刘师培授《文心雕龙》课留下的两篇记录，即关于《颂赞》与《诔碑》）。2003年中山大学主办的第一届文体学会议在番禺召开，吴承学教授高看，命我做会议小结，当时特别提到应着力于在文学史的流程之中把握文体生、住、异、灭的“活的文体学”，以与就文体而描摹、勾勒文体特征的静态的文体学相区别，以为前者才是真正有意义的学术工作。稍后的2007年，在与普林斯顿大学柯马丁（Martin Kern）教授同游杭州归沪的火车上，谈到筹划有关中古文学的小型工作坊，我即建议以“六朝文类与文学传统”（Genre and Literary Tradition in Early Medieval China）为题，次年的5月和9月在普林斯顿接连进行了两场会议。因此，我自然高度肯定陈特的书讨论文体兴替与六朝文学的演变，是得其关键的，走在了中古文学研究的通途大道上。

若深一层论，中古时期，在南朝渐兴的“文笔之辨”之前，诗赋关系是最值得重视的有关文学文体的问题。赋的兴起，是汉代文学极重要的一个收获。“不歌而诵谓之赋”（《汉书·艺文志》），赋大约可以算是中国文学历史上第一个脱离了音乐的重要文类（Genre）。此前，文学与音乐始终交缠，诗乐的绾合是基本的艺术史和文学史的事实，“诗三百”作为周礼乐文化建构的一部分，是如此，而屈原名下的楚辞作品虽显示了与音乐的离心取向，但如《九歌》之诗、舞、乐之结合也是无疑的；与之相应，早期的诗学与乐论无法割离，论诗必关合着论乐。只有到了汉赋这里，不复合乐歌唱的文本逐渐显示了文字自身连属排比的自觉和特性，获得了前所未有的“文学性”——毕竟，文学是以语言文字为媒介的艺术样式，当文字与音乐结合的时候，“音乐性”一定是占据主导地位而对“文学性”构成相当压力的，由后世的词乐与词的文本之间的复杂关系及相关争议就可以想见；也正是在对赋的讨论中，产生了所谓“丽”的意识，由此通向中古文学的文学之美的追求。因而赋作为中古地位最受尊崇的文学文类（我曾将一时代中居于核心地位的文类称为“中心文类”），从《汉书·艺文志》那里就获得了高度的关注，“诗赋略”中的“赋”具有的比重和地位是显而易见的。在作为中心文类的赋的旁边，不同于之前“诗三百”的“诗”（中古时期主要是五言诗），迅速地成长着，最终进入闻一多所谓“诗的唐朝”，因而诗赋两者的交错影响和演变，正是六朝文学的流变过程之中值得高度重视和探究的课题。